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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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瑰宝重光


鲍昆


在不多也绝不少的中国摄影出版物中,上个世纪1988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龙熹祖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摄影美学文选》,是这个领域出版史上可谓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相关领域的知识集成,而新知识与旧知识之间存在着系谱性的关系。知识的生产都如同生命的成长一样,离不开生生相系的互文性关系。媒介性的摄影术自正式出世以来,很长时间没有形成学科。早期的摄影只是现象的罗列和关于它零星的议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这个媒介的使用技术技巧上。至于它技术上和实际功能所带来的文化意义阐释学说,虽然在早期有伊斯特雷克夫人(Elizabeth Eastlake),和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对这个媒介基本属性的精彩议论,但深入的系统性的建构一直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得不到发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纽约的现代艺术馆MoMA的图书管理员博蒙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在 1937年他参与操办的《摄影1839-1937》展览上撰写了长篇的展览解释文本,详细地叙述了摄影这个媒介的近一百年的历史。后来,他将这个文本发展成一本书,就是《世界摄影史,1839年至今》。不过,他撰写的这部书直到第三版才彻底将技术与艺术理论彻底区分来讨论。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摄影作为一个有理论的学科才算正式的建立起来。在这之后,有关摄影的架构性的学术文论渐渐增多,所论内容包括从这个媒介的艺术美学特征到社会功能,以及文化意义等。应该指出的是,摄影在理论上的建构是和其技术发展与社会实践的扩大分不开的,实践与理论一直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发展关系。它们之间既是相互促动的,也是相互制约的,相互的主次关系随着内外在的条件变化而变化。内在的驱动力是技术的发展,外在的驱动力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强劲需求。也因之,讨论探讨摄影的价值是否(本体论——是论Ontology )是离不开历史的环衬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和文化演绎的产物,没有孤悬之外的玄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的摄影影像理论发展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愈发深入,其理论触角涉及更为宽广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现在俨然已经成为文化理论中的显学。


和欧美地区社会与摄影术的滥觞与发展同步的历史关系不同,中国人真正接触摄影术(使用)已经是这个媒介出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了。十九世纪末,少数中国人开始利用摄影来谋生,而且大多都集中在照相馆业。这一时期,摄影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谋生的工具,根本谈不上对其有形而上的思考。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蔡元培在一次讲座中谈到摄影可以称为是美术(艺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摄影上升到艺术文化层面来看。蔡元培这个带有时代性的说法,迄今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向工业化的社会转变,期间的磨砺可以说是一个痛苦惨厉的过程。摄影作为一个本身就是现代属性的媒介,在其中既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也是其历史的承载者。蔡元培和其后许多有着相同文化学术地位的“知识分子”们,也基本沿着这个视角来谈论摄影,几乎规定了这个媒介很长时间在中国的文化历史身份。但是,蔡元培所谓的对摄影是“美术”的定义,也避免不了历史的诘问。摄影是简单的艺术吗?抑或是比艺术更有力量的媒介?它与历史中的各个人们是什么关系?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是什么关系?与受政治经济左右的文化是什么关系?谁来回答这些问题?依据什么来回答?
历史从来都是混沌和呼啸而过的,甚至许多重要的“桥段”也会因为人们惯常性的忽略而飘散如烟、了无痕迹。于是,构建、整理和修补历史记忆就显得无比重要了。这是一项专业的工作,只能由知晓历史运作和思想文化知识丰富的学者来负责。编著《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的龙熹祖先生进行的就是这种性质的工作。


龙熹祖先生为什么做这项工作呢?他在回忆中说,上个世纪中叶的1962年,他在中国摄影学会理论研究室任研究员,在该室主任吴群先生的指派下,前往储藏民国历史文献的中国书店北京国子监书库和上海南京路书库索检、收购有关的中国摄影史资料。这个工作应该是进行到了1966年的文革前夕中断。《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一书的基础工作就是来自于这个期间龙熹祖先生的积累。现在看来,吴群先生和龙熹祖先生当时所做的决定和工作是一件多么具有勇气和担当的举措,因为那是一个开始极端政治的年代。也说明,中国摄影界那些前辈们的意识视野有多么宽广和深厚。


更为可贵的是龙熹祖先生后来在编著这本书中的学识和学术意识。像当年博蒙特•纽霍尔将展览说明扩展成一本摄影史书一样,文革结束后龙熹祖先生在在担任中国第一个高等摄影教育平台的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的授课任务时,将文革前的研究成果汇集转换成教材讲义,直至最后形成一本于中国摄影思想文化史无比重要的《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一书。


《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是龙熹祖先生依照人物首次撰稿时间编年排序的。这样的编年方式可以让我们清晰地捋出中国摄影思想历时性的流变过程,看到中国摄影人们对这个媒介的历史性认识。全书呈现的时间跨度是从1921年到1949年,前后是28年时间,颉英了70位(其中一位无名氏是以《摄影网》杂志编辑身份出现的)对摄影有过评论和议论的人的相关话语文本。龙先生对这些人物的言论进行了精选,不忘将一些人的言论做了个人编年体的编排,让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他们的思想心路。龙先生对文本作者的选择是学术性的,囊括了各种不同身份以及倾向,从五四以来具有旗手和大家身份的鲁迅、胡适、刘半农等到左翼革命者的沙飞、石少华、吴印咸等,以及文化人与艺术家的俞平伯、顾颉刚、丰子恺、周瘦鹃等。当然,更多的是摄影家与摄影爱好者们有代表性的言论。这种包容性的采编,为研究这段摄影思想史的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全方位的历史呈现。
尤其精彩的是,龙熹祖先生以自己对这些历史文本研究的论文当作本书的代序。这篇长达一万五千余字的论文《弥足珍贵的摄影美学理论瑰宝——谈中国摄影艺术先驱者们的理论贡献及美学范畴》,其本身就是一个含金量极高的学术理论之作。龙熹祖先生对摄影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对其的理解作了美学性的梳理,并根据当时摄影理论缺少结构性的现实,努力进行了构建性的范畴尝试。龙先生在进行这个努力时,也着力归纳了所编人中一些典型的带有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概念,比如“阴柔与阳刚”,以及“清与糊”,凸显了中国摄影人对这个媒介的认识特点。龙先生的这篇论文不但是这本书最好的导读,其本身也可跻身于这条不断延长的思想长廊。


《中国近代摄影美学文选》从1988年出版,迄今已是27年。这本书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对摄影文化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份重要的精神食粮。我对摄影现象的许多思考和判断批评,都源自这本书所给予的历史语境关联。从这个角度上说,龙熹祖先生在27年前的工作意义非凡。
如今,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和那日松先生联袂要将这本书再版,无疑对今日程磅礴气势的摄影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地球丰富多样的文化,无一没有悠远的根系,中国今日的影像文化亦是。让我们跟着龙熹祖先生的早年的工作继续思考吧。
深深感谢龙熹祖先生。

201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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