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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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之前——郭培和的影像实验


鲍昆


在有传播的历史以后,人类的视觉领域就出现了符号,并开始在人的观念思想史中发生作用。最早出现的符号是神灵,以供人们崇拜。人们崇拜神灵的原因是崇拜权力,是祈求无所不能的力量保护自己,证明自己执掌权力的合法性。古代的皇帝和王们与专职伺服神灵符号的僧侣们勾连在一起,宣扬“君权神授”,实际上就是搭建、维护一条权力的利益链,以便奴役和统治众生。他们需要把符号绝对化、极端化。符号的神圣化背后是这些权力者们的神圣化和不可侵犯。所以,至高无上的符号恰恰和往往是最无耻卑劣掠夺的护身符。

 

神灵符号化之后是英雄的符号化历史。一些曾经在人的解放和反抗权力斗争中冲杀在前的人物,后来被人们敬仰尊重,成为人们膜拜顶礼的符号。这个膜拜,既有人们对于自身愿望借符号坚持伸张的愿望使然,也有其承继权力的人不断造神和将符号极端化的有意为之。在时间的打磨中,符号的实际意义被架空,英雄也就从活生生的具体人物抽象化了,成了绝对的符号。绝对的符号就是将立体压缩成平面,将时长压缩成点。

 

绝对抽象的符号一旦形成,就难逃被后人进行各种消费的结果。政客们消费它是需要借助它潜在的影响力,公众们消费它是大家需要精神依存、安全护卫以至于心灵安慰。但后来这些都不够灵光了,最强大的消费力量来自市场化的资本。偶像是旅游市场化最好的资源,无处不在的那些伟人塑像、画像结合着他们诞生的意义场合,是最能转换成货币的地方。因为在资本看来符号的崇拜们都是明晃晃的钞票。当然,还有视觉艺术家们将符号在画布上和土石上演绎雕琢,成为“波普艺术”和“观念艺术”。遗憾的是,相当多的这些艺术品同样沦为是货币资本性质的有价物,成为画廊和拍卖会上交易的砝码。

 

不过,因其符号的视觉属性,利用符号进行艺术家的思考和言说仍然是人们解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北京摄影家郭培和就利用天安门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画像,进行了一次符号摄影的思考。天安门特殊的历史性,和毛泽东的画像,都是最具符号意味的场域和形象。天安门城楼作为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见证了中国历史的三个朝代,后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宣告成立,更成为具有当代政治性和文化性的符号。又经过从1949年至1976年近三十年的极端红色年代,毛泽东一直是这段中国历史的核心人物,天安门和毛泽东画像共同组成了一个绝对权威的符号组合,并最终结合成一个中国革命之后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的特殊符号。郭培和以这个符号作为背景,将摄影镜头的焦点放在天安门前的人们。这些人们都是在金水桥上活动的,郭培和也因此相应地在活动,将照相机的取景框紧紧框住人与毛泽东像的关系上。郭培和摄影的这些人们,都是近年来到北京旅游的各地民众,他们的精神装束是完全当下的,和庄严的革命符号之间形成尖锐的错讹关系,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元素并置。郭培和利用照相机长焦距镜头的视角压缩作用,紧紧地突出元素的冲突性,其观念意义也油然而生。

 

郭培和利用摄影符号这一手段在对历史进行“解构”。他在寻找一个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一场波谲云诡的革命之后留下了什么?是理想,还是物质?是真正的自由解放,还是异质阴险的裹挟?是英雄继续照耀历史,还是喜新厌旧的生活将一切遗忘?那些乡下老人苍老的皱纹和城市年轻女人颈项上时尚的项链,都汇聚在毛泽东那永远不变的凝视之下。郭培和将这一切整合在一起,就像沧桑度尽的天安门广场一样,以其广大的尺度和漫长的耐心,包容着在它眼前发生的无数悲喜大戏。郭培和将镜头的焦点合焦在那些现实中的人们身上,意味着时间、空间的风流水转,后面那被抽去内容代表不动的历史符号则是实焦以外。两相对比,郭培和的态度也就出来了。那就是,生活是永远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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