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许村的启示


鲍昆

许村是一个在太行山深处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山村,在今天的标准看来,它表面秀美,还透着几分安详,在今天无处不往的交通条件下,是一个可以作为装点现代城市生活的化外之境。如果按照以往的条件来看,它则是一个远离交通的穷乡僻壤。它太高了,路也太难走。

许村在一千五百多米的海拔上,注定许多给予平原人们富足的农作物无法生长。它那里只生长不多的能够养人的作物——玉茭(玉米)、谷子(小米)、山药(土豆)和茴子白(卷心菜),加上一点低产的莜麦和荞麦。那里的人们大多是吃前面四样作物。闭塞的环境和交通往往是历史储存的条件,许村和太行深处的许多村庄一样,由于长期的无人问津而悄悄在那里闲置。许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着简单的食物,享受着云淡云舒的安宁。

近年来,许村也开始不太平静了。村口的公路又开始加宽,旁边的村庄陆续发现枕着煤矿,矿坑开始驱赶村庄。许村前的公路上车多了起来,钱的叫声在山沟里回荡。村里后生们再不愿过那种只有玉茭、谷子、山药、茴子白的生活了。他们离开了村子,奔了大城市,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走了,城里人来了,而且是拍电影和电视来的。1987年,西影厂的吴天明带着张艺谋到许村来拍《老井》,因为许村有着苦寒的现实环境和壮丽的太行山背景。后来,吕丽萍和丈夫孙海英也来了,在这里拍电视剧,还留下了一个临时搭建的道具房屋。虚幻的影视走了之后,许村一切又归于平静。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许村人还是吃着那四种基本的庄稼食物,只是年轻人越来越少,村庄呈现荒芜。

2007年,艺术家渠岩为了拍摄自己的《权力空间》系列摄影作品,被朋友介绍来到许村。渠岩的这一偶然到访,开始了许村一段新的历史。渠岩的许村之行,邂逅了一位与他展开合作的重要人物——从许村走出去的时任山西和顺县政协主席的范乃文。许村是范乃文的家乡,是他心中萦绕不去的家园。如何让家园永续,恐怕是任何一个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成功人士都永远无法释怀的情节。于是,怀有社会理想的渠岩和乡土情节的范乃文一拍即合了。渠岩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艺术家,他是一个怀有当代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渠岩在与范乃文的交流中诞生了一个想法,将许村作为一个社会艺术实践的实验基地,为转型中的乡土社会寻找一条新的转变路径。范乃文对渠岩的“妄想”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毕竟他的政治资历让他知道身处的现实许多问题处于无解的状态。他也需要帮助家乡的同时探索一条新的改革之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城市与乡土两种社会形态的并存与矛盾之中。挟持着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城市化天天都在扩张,而被挤压的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则日渐衰微。可一切并不是线性的此消彼长运行,并非城市社会可以胜利地覆盖一切,让城乡迅速一体化。乡村社会呈现无法替代的坚强姿态。因为,政治和经济的手段策略并非万能,自然人口和农耕作物经济的存在,让城市化这个巨兽无法吞噬一切。庞大中国多地域的物候、文化,都不是可以用市场和政治权力这个魔方玩转的。于是,城乡这对矛盾不断地激化,几乎陷入死结。这些表面的激烈矛盾其实还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未来中国的文化如何定位?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乡土农耕文化,家族宗法和其上的国家制度密不可分,形成一个相互支持、制约互补的运行系统关系,保证了中国以家庭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经济政治模式的稳定与绵延。现在,当城市无法灭绝乡村,乡村的生活无法被城市生活替代的情况下,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和乡土文化,就成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就看到西方侵入的现代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文化的破坏,意识到必须寻找一条改良性的因应之道。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姿态,身体力行地走进中国乡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不能是暴力革命的形式,它只能达到政权更迭,对于社会伦理秩序和稳定没有根本性建设,而“革命”的本来目的是从根本上重建社会结构。梁漱溟视乡村建设为新礼俗建设。什么是新礼俗?就是以中国小农自然经济的家庭及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引进结合西方的团体组织概念和科学技术新知识,来形成一种新型的乡村伦理关系。在策略上是沟通调和,最终目的是达到双方的平衡点,这时中国式的现代性转型才能顺利完成。梁漱溟的这种文化观,无疑是和清末的那场著名的争论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有其同质性,只不过张之洞所提的更是从政治制度上考虑,而梁漱溟则从文化的基础性上对乡村的改造提出具体的策略性的主张。二者的本质都是认识到文化历史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并不是生吞活剥的现代化能够解决一切的,解决之道恐怕是一个渐进的、融合的、从地域和历史条件出发的因应之道。

渠岩的许村计划,其基本出发点也和以上文化观如出一脉,就是希望在适度的空间改造中,保持许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格局,并在其中注入现代性的文化元素,比如教育、卫生等新生活方式,让许村人能够在本乡本土看到新生活的希望。他利用自己艺术家的身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邀请国际国内的艺术家、社会学者和一些热心公益的各界人士,来许村进行社会改造实践。渠岩的这些努力,让许村人通过这个管道开始接触乡村之外的各种人、事信息,在直接的文化接触层面上让许村和大世界的发展链接。这无疑让长期远离世界的许村的人开始慢慢获得自信,于是一些已经走出大山的许村人开始返回自己的家园,重新开始自己的山里人生活。渠岩的许村计划在这点上显示了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以来的农村世界,一贯被庞大的城市磁石效应摧毁心理空间。农民们一方面因城乡之间发展剪刀差的利益驱使离开家园;另一方面长期被社会研究所忽略的问题,就是农民从文化观上已经彻底厌恶自己的身份,不愿意再停留在狭隘封闭的小农文化氛围中。经济与精神都是人存在的基本需求,在温饱之后决定人格的将是文化和精神。梁漱溟思想的要点也在此。他所追求的“新伦理”乡村建设中,就是追求调和与沟通。他认为文化问题才是乡村建设的根本,抓住这个纲才能使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与泊来的现代性获得融合,并各自启发,最终形成适宜中国文化土壤条件的新型中国农村社会。

艺术家的渠岩自然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在许村的乡村空间改造和文化引进小有成绩之后,他立刻开始思考并提出了许村计划的“招魂”一说。渠岩在许村的深入中,渐渐丰富了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认识,也看到了单纯的现代性文化引入并非是乡村建设的完全解决之道,经济、文化之外还有政治。中国传统的乡里宗亲制度曾经是一个长期有效稳定社会历史的重要元素,它与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形成完美的互补,让古代中国在没有被绑架到现代化战车之前一直获得稳定。这种互补性的结构,使古代中国的社会管理成本与效率达到最大的平衡点。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单方面的膨胀,乡里制度受到打压,于是许多原来容易解决的乡村矛盾和城乡矛盾无法解决,国家只能无限地投入机构建置,成本陡增,而且形成“大政府小管理”的格局。但是并非投入就可解决问题,许多基础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岿然不动。渠岩希望通过重唤“家族、血亲”这些乡土概念意识,看看他的许村计划在今天的制度格局下能否探寻一条新的现代性的乡土变革之路。

渠岩还认为,传统的自然村的空间格局是适配乡里制度的,祠堂祭庙、四合院的格局,都是这种文化的具体空间体现。在这样千百年来形成的空间中,一直居住着相应的魂魄,那就是乡土的文化。在今天看来,渠岩的这一想法似乎显得过于浪漫,毕竟时代的大背景已经今非昔比。但是曾经辉煌于世界历史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否在今天还要坚守承续,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渠岩的许村计划能够做到吗?其实,渠岩与许村能够在这个话题中显示出探讨的意义已经是最大的意义了。
无论如何,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是所有对地球文明有关怀的人的共同愿望。那么,我们期待渠岩的许村计划给我们带来的实践结果。

2013.09.10



渠岩在改造现场。


艺术家写生。


艺术家与村民互动。


在渠岩的倡导下2011许村国际艺术节发起了保护古村落的“许村宣言”。

渠岩与鲍昆的谈话



鲍:你还是先讲讲你为什么想起做“乡建”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

渠:我做乡村建设实际上是偶然的,说是偶然是因为机缘巧合,乡村建设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它要牵动现实中许多因素和把握机会,我在2007年开始拍摄乡村系列《权力空间》、《信仰空间》和《生命空间》这几组作品的时候遇到了太行山里的许村,所以带出来的这个社会改造项目。

鲍:主要是拍《权力空间》吧?

渠:最早是拍《权力空间》,我跑遍了太行山北部和东部的一些乡镇,许村在山西太行山东部的最高处,交通不便,好像被社会遗忘了。我是想寻找一些比较自然的乡村权力现场。那时中央要加强基层党建组织建设,特别是在一些富裕的地区和乡村,把基层党组织全部进行了改造和翻新,统一配备了办公家具和电脑设备,不分地域和城乡,变的单调而乏味。我的摄影是要考虑地域性的一些因素,空间和现场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物质痕迹,虽然是公权力的现场,但是又有私人的审美和地域的特点产生的差异性。我在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这些差异和特点。所以我在和顺县拍摄了一张马坊乡的基层村委会。那时候只感觉这些偏远的地方真的条件很艰苦,不能说村落保护得多好,只是感觉它被社会抛弃和遗忘了。因为被抛弃,人们连破坏的欲望和能力都没有了。

鲍:现代性的城市化过程是遗忘和排斥农村的。

渠:我们这一百年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有一个误区,城市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理想之地,乡村是要被抛弃的,我们都要离开乡村。
我到那儿去之后拍了两个地方,只感觉到它们被社会遗弃,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结果过了两年这组作品获得了一些影响。当地有很繁荣、很活跃的业余摄影队伍,拍些传统的风光沙龙的摄影,而且当时这个县的政协主席就是摄影协会的主席。他在我太原的朋友那里听说了我的这个作品,就专门和那个朋友到北京来找我,让我到那边给他们讲课。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听介绍是当代艺术圈的,就来我在798东边的环铁工作室。县委书记、政协主席两人是不错,挺诚恳,过了两个月,我就开车又去了一趟。他们让我讲摄影,我一看站了一片人,县委书记都去了。县委书记喜爱文化,在当地做文化建设苦苦地追寻,就是不得法。他还出了一本《乡村纪实》的摄影集。

鲍:讲课效果怎样?

渠:黑压压一片,让我讲摄影,我说我说句实话,我真不懂摄影,你们手里拿的机器我都不会用。我因为一个作品要用摄影表现,就现学的大画幅,就一个镜头,一个广角,别的我都不会拍。他们一听乐了,这个人还挺实在。我重点给他们讲了摄影在当代艺术当中的意义,以及怎么分类。讲了一个小时,县委书记要去省里开会,临走说这个人还是有点儿水平的。他们见了很多所谓专家,觉得就是骗子,对那些搞书画的,印象很不好。

鲍:以艺术之名的三流骗子太多了。

渠:那些花鸟书画和现实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精神联系,就是倒腾点儿技术,骗点儿钱。但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学术,很崇高。现实中有时真是真假难辨。我有我的立场,我就要说实话。

鲍:后来呢?

渠:范主席说他的老家是这个村子,也是张艺谋当年演《老井》的村子。这个村有一点渊源,是春秋时候建的村子。这个村落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许村建筑的线索比较完整,有明代、清代的建筑,有民国时期的建筑,但很破败。政协主席有回报家乡的想法,但这个村子资源不够,不像周庄、乌镇这些东西有完整的古城资源,把门一圈就可以收钱了。

鲍:被破坏的都是那些老的建筑吧?

渠:都是老的。后来经济学家去了以后,提出乡村如果要发展经济先介入,艺术再美化。我说简直胡说八道,经济介入之后农民自己就把房子拆了,我们一直灌输给农村就是丰衣足食,而神性和灵性完全失去了。我看老村和新村的形态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老的对土地有敬畏,有土地神的神龛,新的全是瓷砖马赛克,一进门都是影壁,福禄寿和迎客松,从拜神到拜物。
范主席苦苦地追寻这个村子的致富,做了一些农家乐。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很好,夏天没有蚊子,晚上睡觉要盖被子,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吕丽萍原来在这儿演过《老井》,五年前在这儿拍《大山的儿子》电视剧,是一个乡村邮递员的故事。孙海英是男一号,吕丽萍演他的老婆,是女一号。有煤老板赞助这个电视剧,在这个村子的中心盖了两个仿七、八十年代的建筑,有村公所、派出所、邮电局,酒馆。拍完之后,县委书记他们也想好好地利用影视基地,以为电视一播就出名了,就有人来旅游了,村民就可以致富了。但是这个电视剧后来没播出,搭的景就破败了。房子挺大,因为为了放机位,进深4米-6米。政协主席说这个院子送给你,夏天你来度假,之后给我们讲讲摄影课。
当时有一个明清街在修。我一看非常糟糕,这种修就是破坏,他们没有修旧如旧的意识。县里边拨一点钱,农民出一点,要是不见新,他就认为你没修。一些老柱子包浆和肌理全都有,但外边全部给披上灰上漆,弄得油光锃亮,虽然里边是几百年老的建筑,但外边绝对是新的。我看他们一边修一边破坏,就给他们写了一个修老街、老建筑的计划。这个村子已经在败落,满地的垃圾,村头的河叫清漳河,夏天洪水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条河,田园牧歌的感觉。但是河床里垃圾堆了十几年。

鲍:你心目中的乡村实际上是真真正正地在消失过程中。

渠:这二十年,中国消失了九十多万个村庄,将近一百万的村庄。
这个时候我就想,政协主席这个人是热爱家乡的,有传统意识,有自己的气节和尊严。我想能不能和他有一种民间个人的合作方式,来对这个乡村进行建设实验?目前中国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全是政府主导的,而我以一个个人和政府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没想到做成了,现在做大了,做成影响了。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的教授来了以后也非常感动。他看了以后说:“我来参加大陆所谓乡村建设,所有会议全是政府组织,给你伺候好,吃好喝好一拍屁股就走了,什么都没有。”他看到许村非常感动说,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个人的身份,做成这个项目实在不容易。因为在中国一切事必须是政府控制,不让别人做,既不让非政府组织,也不让个人做。梁庆东(梁漱溟的嫡孙)也去了,他说许村能接待你,肯定你吃了不少苦,做了很多工作。他说,“当年我爷爷说‘乡村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村民不动。’”知识分子怀抱着理想,但你不是救世主,村民是真正的主人,他不接纳你,你什么也干不成。

鲍:梁漱溟他们许多的经验是痛苦的。

渠:梁漱溟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想遗产。但今天的乡村危机更大,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现代化浪潮和乡村城市化冲击的今天,中国的乡村早已断了根脉,只有极少数乡村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化。
城乡差别越大,逃离农村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农民也同样享有向往美好生活的权利,他们被逼着离开自己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义无反顾的投奔城市,投奔新的生活和希望。
梁漱溟当年也感慨:乡村运动,村民不动。谁是乡村的真正主人?还是农民,我们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指挥他们,也不能代替他们选择的自己生活,但他们也有非常大的局限和困境。他们想急切的致富,迅速脱贫改变生活,但也会盲目地模仿城市,破坏自己传统的乡村和民居。这和我们近百年来模仿西方和文化不自信有极大的关系。
真正让村民能够接纳你,信服你,你必须做好长期的准备,你要持之以恒,要感动他们,不能居高临下,指手画脚。要把握好这个度,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我做了这几年深有感触,我有感动他们的地方,有的非常具体。比如村里的垃圾清除,我说没有用,要村长书记去说,但村民回应说上街也不给我们钱。我说你屋里有垃圾要别人花钱给你清倒吗?这是一种文明的方式。于是我自己捡垃圾。王南溟说艺术家带头捡垃圾就是行为艺术,我通过这个行动慢慢感动他们。结果有天晚上村民自发的演出,把我编成歌唱。演出之后我都不知道,后来知道我也感动得掉眼泪了。你只要做一点,他们就非常认可。我做的都是细节,我甚至带跟农民一起修复老房子和老家具,我亲自去垒砖。冯骥才说我们写字的人做不到,我们只能呼吁。可我们一呼吁,他们一做反而又是破坏。因为落实具体还得让政府和地产商去做,他们一做就破坏。我是艺术家,有动手的能力和视觉的经验,有建筑和把握各个方面环节的能力。政府运作项目,都是分割开的这些内容,做策划找一帮人,之后再交给专业的规划,规划再从电脑里边弄一种模式,再给另外一帮人做建筑,最后一帮人做室内、做环境,到最后就全面目全非了,把乡村最生动的肌理、最有意思的建筑全部抹杀掉了。
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是我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介入乡村,实现我的社会理想。而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光骂不做的,不去建构。特别是体制内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不但不做,做了也是以盈利赚钱为目的的商业项目,有的甚至为虎作伥,祸害乡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底线,所以乡村规划在今天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道德问题。

鲍:没有人身体力行。

渠: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我回来之后发现所有人都说没有办法,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许多人一旦他自己有机会也不愿意去尝试,去年开研讨会,美术学院那些院长全都去了,他们的资源比我多吧,但是他们带研究生就是干活、做项目。

鲍:艺术家的优势在于我亲自作为一个个体直接参与到里边直接做,这是不一样的。

渠:不一样,关键是动机也不一样,我作为志愿者来介入,还包括介入的方式和策略。当代艺术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乡村医生。他们具备综合能力,不只是画家,还具有哲学和社会学的背景,他们的一项使命就是给社会提出警示。当代艺术家具备建设能力,从思想出发,从技术入手,亲自实践,自己动手来保护。用当代艺术来激活古老村落,这是以小博大,点石成金,事半功倍。就像批评家王南溟评价过的:“渠岩的许村计划区别于一般的在乡村的文化名流聚会,一般的走马观花式的乡村风情记录,甚至区别于一般的乡村田野调查,而是用行动本身与许村进行交互式建构,即如何用许村的原有资源而不是去破坏它来创造一个新农村”。

鲍:你自己亲历亲为用自己的身体感受,去参与直接的互动。他们则变成非常组织性的。

渠:我做出了一个模式,要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生态来做这个东西,必须要有可推广性。广州大学来请我,校长是从乡村出来的,他说:广东太有钱了,政府和地产商联手,城市的地已经没有了,他们已经卖光了,现在都盯着乡村,各级政府都是土地财政,如果不给政府找一条另外的路,对民族文化、对乡村负责的另外一条途径,不出五年广东的乡村全都没有了。

鲍:现在的新农村从文化上来说是断子绝孙。

渠:就是断子绝孙。

鲍:非常可怕。

渠:我们将许村作为一个抢救古村落的典型,来实施一系列的保护和再造计划。不但对历史遗存有抢救措施,重要的是要在古村落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再生机制,来激活已经濒临消失的文化遗存。创造出一种与时代同步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与文明习惯,切实可行的找出一种既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改善居住环境,又保护了传统村落民居及历史遗存最佳途径。
乡村绝对不能一蹴而就,不可能靠一个设计和一张图纸来拯救千疮百孔的乡村,我们必须慢慢地去做,就像中医在慢慢调理已经失衡的身体和机能。我们也要考虑到村子所有的利益点,如果不能整个穿起来,让所有利益诉求都看到希望的话,这个事情根本做不成。政府要的是效果和反应,村民要的是利益,社会看到的是希望。必须要让他们都要看得到希望。
我在国外经常参加创作营,都是在艺术村,又能度假,艺术家在一起又能交流,避开大城市。大城市是主流当代艺术的资源,比如双年展和博览会。但是艺术村、艺术营都在风景秀丽的文化遗产地。这种模式中国没有。这个村子夏天非常舒服,那些遗弃的影棚完全可以改造,正好作为艺术村基本架构。它也是样板,能让农民看到老房子怎么转换成今天的生活方式。原来那种低矮、潮湿的房子不通风,都要塌了,你说它好?现在很多乡村建设不是为了乡村,是为城市服务的,为城市人旅游、休闲服务的。你不让农民动,农民也想过新生活,我做过一个乡村调查,表格都有,一大半农民盼着来开发。
我把许村做成国际艺术村的目的是:邀请最具当代活力的国际艺术家来到许村,在中国太行腹地古老的村落进行交流创作,一方面能真正感受到中国人鲜活历史延续的标本,体验到中华民族传承下了来的民俗生态传统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让不同文化在此遭遇和交流,形成新的文化融合和艺术超越。我们也邀请对传统文化有保护责任和热情的专家学者,在许村现场做研究与讨论。国际艺术家在艺术节创作的作品,让他们永久的捐赠给许村,我们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当代美术馆,通过这个美术馆的展览和影响,吸引学生和客人来许村参观学习,住在农民家里,给村民增加了收入,村民也就满意了。许村模式也为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阻力和困境,找到了一个新的模式和可能,政府也非常支持和肯定。

鲍:好多知识分子完全以自己的情调去俯瞰这些东西,发展和保护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

渠:这些人太简单了,要不是虚无主义,要不就是功利主义,太简单了。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案例,整个过程我现在写书。我有文化动机,但是要隐藏在后边一步步来,比如今年艺术节的主题我想叫“魂兮归来”,就是要召唤这个民族真正的魂。下一个主题就是“家”,我分析中国乡村真正的原价值在哪里。我们这个民族,我认为可以叫“香火文明”,和家族的延续有关。我认为西方的原价值是灵魂不朽。中国就是传宗接代,家族兴旺,“老婆孩子热炕头”。返观中国的太监现象,不是斩断他的性能力,是把他的传宗接代的根给灭了。他就绝望,有权以后就报复,太监的变态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还有一个今天出现的问题是乡村拆散了以后,农民没有约束了。中国老说我们过去没有宗教的约束,实际上我们有约束,不是靠宗教,是靠家族。

鲍:是乡里宗亲制度。

渠:巴金的《家》,要革封建的命,但到什么程度?是把几千年人类建立起来的文明和秩序全部铲除?波尔布特认为中国走的还不够远,他把家庭、城市都消灭了,最后带来什么后果?是反人类,人民起来把他推翻了。你建立不起来新的秩序就是反人类。咱们再回来看,家族的约束拆散了以后,每个人变成孤魂野鬼,这些人进入城市以后就快速迷失了,他们靠空虚的灵魂无法完成心灵的救赎。

鲍:都没魂了。

渠:城市的家是物质的,功能的,我们睡觉、我们吃饭,桌子是这样的,还有什么?我看了一百年前一个英国人写的一本书,他说清末的时候,农民犯罪弄到县衙也不认罪的,但是放到祖宗面前、宗祠面前才认罪。韩国总统卢武铉为什么自杀?他都退休了,因为他是从韩国的乡村来的,乡村有完整的家族文化的传统,他没法面对他的祖宗。所以今天所谓的“毒奶粉”、“毒大米”这些东西就是没有家族的约束,家族的现场在哪里?就是老宅、牌位,我把它梳理出来,这才是中国的“教堂”。我们总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约束,其实中国的传统是家族约束。家都没有了,祖宗都没有了,所以对谁也都不要负责了,那就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鲍:那在你的乡建中突出了这些元素吗?

渠:我现在已经在做了,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操之过急。如果一开始进乡村把这个动机拿出来根本融进不去。由于长期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改造,很多优秀的传统被早已抹黑和妖魔化,一提就是封建,五四的很多局限和误区在今天依然存在。许多说法不能碰,也没有人反思,更没有人敢怀疑。比如今年我说“魂兮归来”这个主题开始也不能不接受。认为是封建的说法。最后还是县委书记同意拍的板。

鲍:对于民间来说,许多公益之举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被骗的经历太多了,而且那是常态。

渠:第一次艺术节之后,一些农家乐的收入好几万,约有四十多家。这样我开始被接受了。所以只能一步步来。今年的主题“招魂”,明年主题就是“家族”。村里还有家族老宅,而且家谱都挂得好好的。说我们没有宗教,我们宗教就是家族,我们的教堂就是老宅。有这个文化,就连妓女卖淫都不愿意在家乡卖,这就是家族对中国人的约束。当这些被拆散后,我们的社会道德不断地突破底线,“毒奶粉”、“毒大米”就不奇怪了。
我现在第二本书的题目都有了——《熄灭的香火和失控的家族》,我觉得很多学者没有碰这一块,因为他们对今天家族的解体没有切身的实践。

鲍:晏阳初和梁漱溟都没有深入到这一层,他们走的是现代性的路线。他们当时面临的是“五四”以后的问题,要强国、要现代文明,只是梁漱溟在方法上选择改良路线。

渠:梁漱溟要复兴儒家影响,走保守的路线,晏阳初是开启民智,教育,但都没有今天乡村所要面的问题险恶。

鲍:对,那时今天的问题还没有浮现。今天,我们是被革命、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和城市化洗劫过后了。

渠:这一百年挤压的所有问题都在今天了呈现了。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了,怎么转型?转什么?坚持什么?放弃什么?这个东西越做越深,越做越有意义。

鲍:这些理念是在不断地接触中越来越升华的,不是一开始很明确的吧?

渠:对。

鲍:这些年,随着所谓的城市化和现代性深入,各种各样中国面临的问题,比如腐败等,都跟传统文化的架构彻底崩溃有关。农民在他们失去家园、失去他们的空间以后,就变成一个你说的孤魂野鬼。

渠:对。在城市中他们就是二等公民,没有任何主人的感觉,剩下可追求的只有利益。

鲍:所以他们疯狂地到各处寻找机会,而且只认钱,钱是唯一的目的。对他们来说,钱是安全的保证,是解除焦虑的唯一手段。

渠:所以才出现地沟油、毒奶粉。

鲍:这是底层的现象,社会生态中高层的就是那些官员。他们使劲地爬,甚至行贿,爬完以后就是贪污金钱、搞女人。

渠:而且他们也不建设家乡,往海外倒腾。你看那些县城领导的孩子都在国外,家乡是被抛弃的,结果影响全部人要离开家乡。像范主席这样愿意建设家乡的,真是少见。

鲍:建设家乡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朴素的事情。可能是你撩动了、拨起了他沉睡在内心的情怀,但并不见得是很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

渠:当地的官员有一种说法,“离开家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即使你当了官,也无法摆平乡亲的需求。范主席为这受了很多的委屈。一些村民的小农意识很顽固。你从企业、政府弄点儿钱建公共设施,比如铺了地板,一些村民就不理解,说你这个钱不如直接给我们。

鲍:跟农民根深蒂固的小农文化有关。

渠:和顺没有资源,没有五台山,也没有平遥,山西的地上文物遍地都是,根本轮不到他们。那做什么?他们就申请,想打造新的景点,其实就是造假。跟山东、湖北、河北几个地方争做“牛郎织女”的故乡。

鲍:制造景观。

渠:和顺县是国家贫困县,没有钱来建景点,就委托企业。有一个荒唐的例子。许村旁边太行山上最高处有一个古村落,有30户人,悬崖、古松、老戏台都有。结果交给另外一个煤矿企业了,把村民全赶下去,村子拆了以后建四合院式的度假会馆,留给有钱人度假使用,和村民再也没有关系了。

鲍:你应该做一个乡建的中国社团组织,一个交流联盟性质的。

渠:有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就够了。我现在以广东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做这个平台。我根据许村记录的东西,用当代艺术的方式做了两个展览,在山西大学美术学院做一个,在上海大学做了一个,都是王南溟策划,引起非常大的轰动。许村计划也受邀将参加明年三月在巴西当代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鲍:地方政府怎么看呢?

渠:县委孙书记非常支持和肯定,我这两次展览县委书记都去了,他们也感觉政府搞新城镇化,搞土地财政,会遗留很多问题。他们觉得我的方案很有创意和新的思路,许多人都变成了我的追随者。我认为只要踏踏实实的去做,我们能影响一批人。艺术家不要老在画室里呆着。

鲍:知识分子做乡建能不能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传播出去,影响一批人,这个是最关键的。

渠:你说的这个是最重要的。报刊上介绍了我的思想和行动,感动了晋中市委书记,今年艺术节他亲自到许村来了,还和国内外的艺术家座谈,回去后两次市里的会教育干部说:“渠岩有一句名言,珍惜做人的尊严,对自己每一次出场负责”。我能为自己能影响一些人而感到欣慰。

鲍:现在要反思“乡建”历史的很多问题,就是“乡建”到底要的是什么,做“乡建”的人对中国文化有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渠:这些人认识不深。首先应挖掘出中国文化缺失的根源在哪里?今天的问题是乡村在哪里?我现在力求从这角度思考。

鲍:你现在也碰到一些难题。农民是趋利的,这个利益怎么解决?

渠:难题不可能没有。我是一个个体,我靠什么?就是让他看到希望。村里的农家乐,就是最直接的利益,每年通过艺术节这些活动,许村已经出名了。现在许村的知名度比县城还要高。
我还做了一些项目,我让艺术家在这里创作,留下两个作品捐给许村,捐出来变成乡村美术馆。再有,我联系十几个美术学院在这挂牌写生基地,学生在这边写生边又能看到老村落自然的东西。上个星期广东建筑学院一百个学生在那里写生、学习。
许村的效应当地许多人看了很困惑,他们花很多的钱打造的景点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这个普通的村落,才花那么少的代价就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现在省里、中央的,只要到和顺去都要求去许村看看。他们要看当代新文化怎么注入到乡村里,怎么激活传统,怎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今年我的内容更多了。这次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在那儿做乡村助学计划;台大城乡所的研究生做一个乡村的跨境实习。我这次在香港捐了两张作品给许村的孩子,帮助几十个孩子学美术。
许村早期做的农家乐跟不上社会发展了。原来个别村民完全按照城里的模式,把乡村的痕迹弄掉,改吊顶,瓷砖、马赛克,上下水改造都不合理,有一大半都是蹲坑,没有坐便器。现在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志愿者团队免费给他们设计,让村民尽量保护老房子。他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这样做的好处,所以今年很多村民报名要求改建自家的民宿和农家乐。
我不想完全把城里的当代艺术活动放在乡村,要强调和村民的互动,不能变成一些艺术家到乡村去搞派对的感觉。这次艺术节在许村放映了一些乡村方面的纪录片,由澳大利亚的《风起来了》,是抢救澳洲的一个乡村,被火烧了之后他们自己动手又建起来的过程;还有鬼叔中拍摄的《老族谱》、李一凡拍摄的《乡村档案》。

鲍:这次活动有多少人?

渠:艺术家项目,有二十多个国际和国内的艺术家。还有助学计划,包括王南溟的女儿教许村的小孩弹钢琴。所以这次我又让澳洲基金会赞助一家钢琴。从儿童做起。还有台大城乡所研究生团队的一个跨境实习团队,我在山西大学又招了十个研究生的志愿者协助来做。我们现在全方位来介入许村。

鲍:在乡村民俗保护改造方面,台湾比较有经验,从七、八十年代原乡运动中就有很多。

渠:台湾城乡所七十年代就成立了,是建筑师成立的。他们免费给村民做设计。他们向农民宣传老房子同样吸引城里人。因为村民是没有判断的。他们认为城里的东西就是好,扣板、铝合金、瓷砖,这些东西是对村民很有影响。
另外下一届我要做家族这个主题,就是“家”。

鲍:好题目,家是农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应该做一个论坛。

渠:2012年是第一届论坛。2011年是第一届艺术节。第一年艺术节我发起全体中外艺术家做了一个“许村宣言”,就是保护古村落,对社会发出声音。 本来“许村宣言”《山西日报》要头版发一个整版,但最后没发。原因是“宣言”太敏感了,不知是搞艺术还是搞政治的?

鲍:在体制内,“宣言”是最敏感的一个词汇。他们认为有政治性。

渠:可不是。他们认为共产党才有宣言,你们怎么能有宣言?我说宣言就是每个人说话,是一个中性词。这次“魂兮归来”,范主席当时也没想通,说能不能叫“梦醒许村”。5月份广州工业大学成立乡村问题研究所,县委书记也去了,参加完活动,他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理解, 同意“魂兮归来”这个主题了,现在范主席也非常认可这个主题了。所以我不急,要慢慢说服他们。
这是我为这个主题做的招贴,我用许村山上有的黑鹳组成“魂兮归来”这四个字。黑鹳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色的仙鹤,红嘴红腿的,非常好看。

鲍:非常有创意,很和谐,富有想象力。这才是当代艺术。好多人不懂,把当代艺术理解为美术馆里那些游戏了。

渠:就是小圈子里对公众陌生化的智力游戏,有些甚至是自欺欺人。

鲍:许村的这个话题和实践,就是回答了当代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代艺术不是那些与现实没有互动关系的符号游戏,而是参与性的互动的以艺术之名进行的社会实践。

渠:中国当代艺术这帮人就是自我陶醉的一个小圈子,和社会没什么关系,已经走向绝路了,自生自灭。

鲍:你的“乡建”最终喊出了“魂兮归来”的口号。

渠:最后是“家族”、“新乡村家园计划”。

鲍:在这几个价值观里头,比如梁漱溟和晏阳初是要推行一种现代性意识,改造新农民,梁漱溟本身就提出“创造新文化”,把农民改造成一个符合现代性社会要求的一个公民。你现在已经深化了,你觉得中间有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的感受是你在尝试,是不是在未来的中国乡村文化中,还能够继续保持过去的一种传统,甚至是恢复。
现在咱们要明确一下,你是不是想把中国的乡村文化利用许村作为一个基因库保存下去?还是说你想在“新乡村家园计划”中推进公民意识?还是说这两者是结合的?

渠:一定是结合的。不实现现代公民化,是不行的。

鲍:在这一点上,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传统的乡里宗亲制度和公民社会的目的性上是有重合之处。

渠:当然了,历史上的中国文明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

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渠:许多人对建筑遗产感兴趣,那个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很多人把传统民俗的东西,手工业的东西弄出来,这些东西和今天的现代生活……

鲍:那只是个躯壳,不是一回事。有的甚至进一步地摧毁传统的东西,是整假古董。现在你这个过程中走到这一步,已经开始接近你要实现最终的理想了,已经看到曙光了。
你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

渠: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府的价值取向和农民长期形成的旧意识。

鲍:你面对两重矛盾。

渠:许村有它可以推广的地方,也有不可复制的地方。我做了一个乡村修复的模式,首先要明确谁是乡村的主人?是村民。但村民有非常多的误区,第一你要做大量的启蒙工作,让他们认识传统的价值;第二要让他们认识到现代化的陷阱,那对乡村是灾难性的。还要警惕政府这么疯狂推波助澜城镇化。

鲍:我认识一个同济大学做新农村的教授。他和华润集团合作,是另外一套模式,在广西百色,在海南那一带也做了几个新农村的样板。

渠:万科在贵州也做。

鲍:他们的特点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要拿。万科作为一个国企,有一个全国的零售网络,可以全面包销村庄所有的农产品。

渠:咱们绝对没有这个力量,也绝对不是我追求的。我只是希望让农民丰衣足食,不是“致富”。因为“致富”之后,农民就会自己把家园毁了。

鲍:华润的方式就是把农村拆了重建,房子都盖成别墅什么的。

渠:那是华西村模式。那是我绝对反对的。我做许村的原则就是不破坏,在不动任何原有基础上做一个“态”。这个“态”不是形,是我说的“魂”。他们做的还是那种物质追求性的丰衣足食。农民得到了吃穿,可是丢了灵魂。

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这个招魂是很棒的一个说法。

渠:当然。原有的“乡建”全是全面现代化,要我做那个,我绝对不做。艺术家的作用是什么?艺术家不是来美化乡村的。

鲍:不是化妆师。

渠:艺术家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和行动者。艺术家有动手的能力,这是优势。

鲍: 对今天来说,当代艺术主要的材料就是思想和观念,目的是社会进步。它的性质和造型手艺时代实际上关系不大了,既然以思想作为材料,艺术家就应该知识分子化。

渠:你说出了重点,刚才我没好意思说,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个说法。东欧过来的艺术家背景全是知识分子,不像咱们小时候考不上大学就画画,最后成了画家。这是开玩笑。我今天跟王川柏讲,他是“老85”(85美术新潮人物),我说前些年咱们艺术界的这帮人,主要是在模仿山寨西方,靠小点子、小聪明做一些作品,而今天的艺术是知识分子的艺术,他们那样不行了。

鲍:那种现象已经开始慢慢过去了。

渠:今天的艺术是知识分子的艺术,我始终强调这个东西,我跟你不好意思强调。

鲍:嗨,咱俩的观点一模一样,我写的很多文章也是一再强调这一点。

渠: 我2002年写了一本书《精神在别处》,在三联书店出版,介绍哈维尔。我说今天的艺术家就是知识分子。海莫•阿隆界定的知识分子就是说始终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力,对这个社会发出警告。艺术家就是这样。

鲍:中国的艺术家还远远没有这样的认识,还是在忙着自己的生计和发展。

渠:还是商业动机,整天盯着拍卖会。有点变成时尚明星了,开豪车,热衷于名流聚会。社会的评价体系也有问题,把他们追为明星。

鲍:艺术家只是对资产阶级舒适生活做一个提供装饰,实际上是很可悲的。你以艺术家的身份,以艺术的方式身体力行地来介入社会文明的改造和提升,对什么是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作了回答。
而且你不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改变许村的,是温和渐进的。现在很多人进入乡村的方式是很粗暴的,比如一群人到那儿去强加给农民一些东西。

渠:有些乡建团体就被农民赶出来了。总是想强加给农民一些东西,甚至想“赋予”农民自己都觉得很可笑的想法。大家是想做好事,但谁是乡村的主人?是农民。不能居高临下,作为救世主是不可能的。

鲍:这是个后殖民话题,你不能把人家作为他者来改造。

渠: 所以一定得小心,包括像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也在许村,也是志愿者来做,帮助村民英语学习,帮助民居的改造,他们做的很有温度,不能居高临下。

鲍:台湾在这方面正反面经验太多了,原住民、本省籍、外省籍在那里是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

渠:村里有志愿者女孩,刚考上大同大学,她爸爸在外边打工,她的妈妈特别好。我们住在他家里,台大研究所的张教授就跟她聊天。女孩说,你们这些外来的艺术家、专家都来帮助我们,我也想帮助这个村子,教村里小孩儿童英语,但我才上一年级大学,没办法教。张教授听到心里去了,回台湾找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外语培训学校的黄校长。黄校长说我免费请小雨来到台湾,我们给她培训。另外台大的研究生今年来十个,专门派三个人帮小雨一起办儿童英语班来教孩子。他们每次来,都一切自费。王南溟的女儿,去年来过后,今年就来教村里的小孩弹钢琴了。
还有前年来过的两个艺术家,一个纽约的,一个丹麦的,今年他们自费来教许村孩子画画,我说你来吧,你们出机票,这边吃住我想办法解决,他说不用,我们自己花钱。
我建立了一个开放平台,大家来做,就把它做大了。

鲍:真正做社会工作者的人很简单,很真诚。


根据录音整理 时间:2013.07.05 地点:怀柔桥梓艺术区渠岩工作室


本文发表在《今天》杂志2013年秋季号上,抱歉许多渠岩提供的图都发不出来,不知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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