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纪念

我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设计封面


鲍昆

当编辑徐晓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资料交给我并委托我设计封面时,我突然感到整个身心强烈的一颤。三十多年前的岁月以及当时的灵魂历程就象电影一样蓦然回放了……

就像昨天刚刚经过的事一样,三十一年前冬季一天的一幕恍然栩栩地再现…… 

那一天,我和邻居的一个大孩子到“远”在西郊北洼路的北京化工学校,找一个正在那里上学的也是邻居的大孩子玩。下午回家时骑车路过动物园一带,忽见远远从北京展览馆方向涌过一股黄流。这股黄流夹杂着红﹑黑两色和刺耳的“哗铃铃……”的自行车铃声以及嘈杂而又声嘶力竭的喊叫声,霎那间就涌满了整个西外大街。这股黄流是从北展剧场涌出的,须臾路上的行人就已经完全被包裹其中了。黄流足有上千人。他们大都身着洗褪色的黄军装,左臂上套着尺把长以内的长短不一的大红袖标,“红卫兵”三个大字或黄或黑赫然印在上面。其中有一些在崭新的大红缎面印上黑色繁体字红卫兵的袖标最为抢眼。那猩红色的、闪着光泽的缎面以及卧在上面的黑字组合,咄咄逼人地意示着高贵和权威。使人一下子联想到纳粹的“  ”袖标。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有理……,造反万岁……,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声嘶号着、狂躁地此起彼伏,他们或单人骑车或后衣架上再驮着一个,有的手上挥舞着原校级军官配带的宽条牛皮武装带,皮带头上的大黄铜扣子在午后的斜阳中时不时划出一圈圈黄灿灿的亮光。

这股黄流犹如一群乱了营的马蜂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街上的行人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有些过马路的行人因躲避不及被撞翻在地。那些人跳下车后抡起皮带就打,同时厉声斥问:“你什么出身?”有的则连问都懒得问,干脆狂暴地大叫:“打死这些地主资本家狗崽子……”,一个被打的中年人高声申辩说:“我是工人,你们凭什么打人?”但回答的是更猛烈地抽打和更凶狠地谩骂,“什么他妈工人,看你就像狗崽子!”。瞬间,这个工人已头破血流被打昏在地。一时间,整个西外大街到白石桥一线,开演了一幕电影中的法西斯排犹场面。

当时仅13 岁的我目睹了这残暴恐怖的一刻。也许因为还小,未被“黄流”注意,所以安然无恙。但当时“黄流”们润泽(相比普罗大众的菜色)和凶狠的面孔和他们所骑的在当时很时髦的新“永久”和“飞鸽”等牌子自行车,以及那洗得很浅的黄军装和左臂上佩带的猩红色刺目的袖标,加上大铜头武装带,却长久深刻地定格在我生命的记忆中。现在,每当我想起文革时它都会抢先闪回。后来,我又确切地知道那一天是1966年12月26日,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联动”)成立的日子。而我所碰到的场面,正是他们散会以后的一刻。

在我的生命旅途中,1966年至1976年是最黑暗的时期。由于老父被“红五类”定性和专政为“黑五类”,出身、成分不好的阴影就像紧箍咒一样,长期令我的灵魂无法归属和安宁。“红五类”们在对你说话时,目光是审视的,似乎你与生俱来就是他们的敌人。尽管你在文革前,在你所读的小学课本第一册中和后来你每天所能用感官感知的信息中,你已确立了毛主席是你的再造父亲,雷锋是你毕生追求的榜样;甚至,你已经无数次在你童年的幻想中把自己放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渴望在未来的历史机遇中做黄继光、董存瑞或许云峰、李侠……,但你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在别人眼里原本是自己早已经认定为敌人的那一类。每一次,而且是经常性的填写的各类履历表格中,在填完你的姓氏和性别之后就是家庭出身一拦。你的笔走到这时,你就会再一次从头凉到脚,因为填写完以后,你又一次确认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同时提醒自己记住-生活中任何美好的事与物都会与你无缘。你最最重要和永远要做的事情-是不断地改造自己并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线。充其量,你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但哪个“好”字也是月球上的一个苹果,你纵使在地球上跋涉万水千山,永不停息直至老骥伏枥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改造也得不到。

无奈、绝望、迷茫、狂躁笼罩着当时的社会。在上层津津有味地进行着“两条路线斗争”时,芸芸众生们则生龙活虎般地进行着“阶级”与“出身”的肉搏。因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即使今天看来当时的利益是那么微不足道(而实际上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文革就是在这上下两个不同层面和不同斗争内容间展开的,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相利用。在高等学校影响全国的“天派”、“地派”之争的背后就有“出身”的阴影,在北京中学文革斗争中,“出身”则就更成为“四四”、“四三”两大派别的具体标志和界限。虽然各个局部斗争区域的成因非常复杂,但对“出身”问题的态度立场却是人们在结盟时所首要考虑认同的标准之一。在全国其它地方,情况也一样。作为文革领导集团的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虽偶尔也提一两句“要注意政策”、“要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这些互相矛盾,似是而非貌似辨证的荒谬指示,但整个社会的基调和氛围仍是“出身、成分、再出身、再成分……”。显然,首长们还是希望“有成分论”的宝剑高高悬挂。因为,这是政治斗争中调动政治力量斗争激情的最有效、最有利和最方便的武器。

“有成分论”就像一把调味的盐,把它撒到哪里,哪里就变味。撒多了就会彻底变味并产生质变,打破原有结构的平衡。尤其是“有成分论”这种本质上是封建专制主义产物的等级观念,对一个刚刚接管政权不长时间的执政集团来说是最容易接受的。因其新生的特权利益集团会非常乐意用其来扩展和延伸自己的既得利益,更别说它处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和可以说毫无民主传统的民族社会大环境下。将纷繁复杂多角度的社会演化,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将有着极强科学文化和近现代工业文明背景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单庸俗化的解释。它的片面性,就在于以一概全。理论的简单并不能简单化复杂的生活。简单的极限就是复杂。身居大内靠主观臆断出来的理论,在实践中是不能不碰壁的。悲剧的是,这种愈来愈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精神的理论恰恰迎合了正在萌芽期的特权利益集团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普遍人性中潜在卑劣的一面,即权欲、压迫、奴役别人的一面。“有成分论”是阶级路线理论极致化的必然产物,它的实践结果就是导致社会族群之间的仇视和相互间残酷的斗争倾轧。用俗话说,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当时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卷入了阶级出身的旋涡矛盾中,父子反目、夫妻离异、邻里成仇。即使是认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主人的“革干”、“革军”子弟们,如果有人当场指出你们家某某人是“黑五类”时,也会立时自觉矮人三分。于是或悄然隐退出革命洪流之外逍遥、或迅即跃身街头成为无恶不作的流氓贼盗。辨认出身、承受出身,用当时时髦的话叫“纲举目张”,“纲”是阶级观念,“目”是斗争活动,“目”有时无限延伸,最后就绝大多数的人都被罩到里面去了。

当时我所居住的院子里共有四户人家,我家和另一家成分不好,另两家是解放初从山东农村到北京打工后成为北京的工人阶级的“红五类”。文革前大家相处融融,互助互爱。其中一家子女多,主妇有自小在农村“叫街”、“骂街”的遗习,邻里虽不习惯,但也全属“人民内部矛盾”,可以批评、争鸣。文革伊始,这家人开始躁狂。每天进出都开始侧视我们,并开始少交或不交水电费。而且几乎每天都在某时在家中高声狂叫怒骂:“整死你们这些狗崽子”,“打到黑五类”,“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之类口号,如过节一般。而此时成分不好的我们则屏声息气,噤若寒蝉。没多久,忽一天院门口大字报满壁,黑色大字加红叉“打倒阶级异己份子还乡团×××!”原来这家是伪装的“红五类”。从此这家人也开始屏声息气,倒让开始受他们欺侮的我们长舒了一口气。但锄了一个恶棍,却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大家仍是度日如年,斗争或被斗争的意识不懈。

一九六七年初,一个阴冷的冬日下午。我正好路过位于西安门后库附近的北京男四中学。在萧杀的街道旁边,有几个佩带“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生部”袖标的学生在卖报纸。看到路过的行人踊跃的购买并神情专注地阅读,我凑过去一看,报楣是《中学文革报》,头版上也只有一篇文章《出身论》,格外醒目。我的心头“一震”(想起当时的“一震”颇有后来听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乘机外投苏修的“一震”一样)。“出身论”,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文革已正式开始半年多,“阶级出身”概念已渗透到每个人的血液中。无数出身不好的人,几乎已认定自己不可改变的悲惨命运。在这种铁幕一般的氛围下,居然有人敢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可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我激动地买了两份报纸,急急忙忙赶回家与邻居的大孩子们共享这份惊奇。
《中学文革报》的版面在当时真是美仑美焕。洁白如雪的纸张和疏朗有致的排版,加上印刷精美的墨色,在当时如垃圾般的各色小报和传单中清新如玉。《出身论》一文则写得酣畅淋漓、旗帜鲜明。“出文”明确大胆地提出反对“唯成分论”的观点。文章既能举出大量的事实依据,又能娴熟地在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旁征博引,而且逻辑鲜明,语言生动。“出文”的文风,在当时流行的几乎全部都是谩骂式的、和极左教条主义的文体中,卓然不群,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全中国人民已经疯癫麻痹,久违了原本就应如此的文风。

我周边所有读过《出身论》的人都为这篇文章的出现叫好。毕竟大家又重新听到了真理的声音。并因此一篇并不长(实在说它还不能称为“论”)的文章,在心底处燃起一星希望的火花。但严酷的现实明确地提醒大家“这可能吗?”。因此也为《出身论》的作者暗捏了一把汗。直觉感到他必将面临一次疯狂而凶险的剿杀。

果不其然,紧接着在大街小巷遍布的墙头大字报式的《文革动态》、《简讯》中看到江青、康生、戚本禹之流丧心病狂地攻击《出身论》是一株大毒草,是阶级敌人不甘灭亡的又一次反扑。不久亦看到文革首长们接见早为百姓们公愤的“联动”成员,并慰以“革命小将受苦了”之类表示。就此,所有被“出身”问题划出社会主流的人们再次心灰意冷、彻底绝望。后来,随着文革的式微,“出身”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略有淡漠(因为它毕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氛围中,它仍然是被主流政治势力珍藏的一件作为排斥打击异类的利器。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各种追忆文革中受迫害的英雄文章中才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一个北京青年-遇罗克。他已经在1970年,即他不长人生的二十七岁时被黑暗的封建势力消灭了。也从这些追忆文章中知道,他为真理献身所表现的凛然不屈。他是一位真英雄。因为他是人类理性良知的捍卫者,他的勇气来自于严谨的思辩和亲历的生命体验,而这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

遇罗克的生平太过简单了。又经过扼杀的摧毁,他的资料实在太少。编辑开始所能提供给我的图象资料只有一张从印刷品上翻拍的约两英寸的照片,看样子是他大约在二十岁左右的留影。后来,编辑又找到他的家人,拿到一些其它的照片。但我还是喜欢这张两寸的翻拍照片。这张未脱稚气的学生味十足的遗照,我以为最符合我心中的遇罗克形象。这个形象和《出身论》放在一起,是单纯、朴实、严谨、思辩和完整的。遇罗克年轻的面容上,一副白色眼镜后面的双眼是睿智的,微翘的嘴角显得刚毅不屈,是一个十足的理性英雄的形象。我决定封面就用这张照片。

英雄的前提是毁灭,是和比他强大无数倍的反动势力和自然力量相抗争,以死相拼。没有黑暗,即无光明;没有邪恶,哪又正义。所以我在设色时,将已远行的英雄罩上暗青色,给其蒙上沉重而幽深的历史悲剧阴影,用两边黑色的过渡,来象征在铁幕后面一个英魂面对现实的批判的注视。

当这篇文章还没写完的时候,编辑徐晓已将刚刚装订完的样书送来了,我也因此又有了再次拜读遇罗克《出身论》的机会。三十多年后又重读《出身论》仍然像三十多年前一样,被遇罗克激扬的文字所折服。书中也附有遇罗克当年战友和朋友对他的一些回忆,因此,我对遇罗克的认识就更为丰满和鲜明了。作为和遇罗克共同拥有那个岁月的我,也更深的理解遇罗克的伟大。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历史中的封建主义发展到颠峰的时刻,即无论其理论内容和形式的奇特性都在最具欺骗性的时刻,在全民族都被这种欺骗导致迷狂以至形成高度统一的政治黑洞的状态下,遇罗克能以深刻的清醒和毫不妥协的勇气,高举独立、自由思考的火炬,代表受欺侮与受迫害的人们呐喊“人生之平等和自由的权利”。遇罗克思想的刀锋准确地戳向徘徊在我们民族躯体内长达几千年的幽灵--封建主义,其思想,其人格,其事迹放入其环境时代,应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最具光辉的人物之一。




本文写作于1998年11月,后发表在广西某关于出版的杂志上(忘记名字)

3月5日是遇罗克遇难的44周年忌日,为了不可以忘却,再次贴出此文,以慰英灵和自己的良知。



1999年遇罗文和我。2000年后不久,他去美国了。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工程师,在国内研究“水刀”即用高压水流切割金属。他在2000年出版了会议罗氏一家命运的回忆录《我家》,是一本现代中国人家庭史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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